王孝松 协天紫光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构建新发展格局，迫切需要加快建设高效规范、公平竞争、充分开放的全国统一大市场，建立全国统一的市场制度规则，促进商品要素资源在更大范围内畅通流动。近年来，我国高度重视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试行）》等政策文件先后发布，并就如何打通制约经济循环的卡点堵点作出一系列战略部署。这些部署为下一阶段破除地方保护和市场分割提供了行动指南，对于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具有重要时代价值和深远历史意义。

深刻领会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大意义

当前，我们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均面临很多风险与不确定性。就外部环境而言，全球化遭遇逆流，单边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全球发展不平衡，尤其是美国滥施关税破坏世界贸易组织规则，进一步加剧全球政经格局走势的不确定性；就内部环境而言，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不容忽视。同时，中国经济发展已经由紧缺阶段进入相对丰裕阶段，有效需求不足正成为抑制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因素。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不仅有助于有效扩大内需，抵抗外部的负面冲击，而且有助于提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效率、激发经营主体活力、化解内部的各种矛盾。

一方面，面对外部的不利环境，需要畅通国内大循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有利于促进国内市场的形成与发展，增强对全球先进资源要素的吸引力，进而为培育我国参与国际竞争和合作的新优势奠定坚实基础。当前，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要求加快推进“五统一”和“一破除”工作，有利于实现准入畅通、规则一致、设施联通和监管协同，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有力支撑。另一方面，面对内部的压力挑战，需要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既强调“做大蛋糕”，又强调“分好蛋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深化生产分工，发挥规模经济优势，进而达成“做大蛋糕”的目标。与此同时，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能够提高资源配置效率，优化收入分配格局，进而达到“分好蛋糕”的目的。通过系统性疏解经济循环的堵点，拓展内需空间、释放内需潜力、优化内需结构，有助于将超大规模市场的潜在优势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势能。

准确把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

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是一项系统性的大工程，涉及国际与国内、中央与地方、地方与地方之间关系的深刻调整。考虑到这项工作点多面广、任务千头万绪、内容异常复杂，务必要处理好整体与部分、政府与市场、对内与对外之间的关系，准确把握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基本要求。

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树立“一盘棋”思维，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整体与部分辩证关系的深入把握。整体是事物的全局和发展的全过程，统率着部分；部分是事物的局部和发展的各个阶段，服务于整体。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牢固树立“一盘棋”思维，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和本位主义思想，多打大算盘、算大账，少打小算盘、算小账，让“小局”服从于“大局”和“全局”。

必须统筹好“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的关系。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必须科学界定政府和市场的边界，既要用好“看不见的手”，优化资源配置和激发经济活力，又要用好“看得见的手”，防范化解风险和弥补市场失灵，努力形成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机统一、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格局。

必须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形成良性互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是相辅相成、不可分割的。若脱离国内大循环，则国际大循环将失去支点；若脱离国际大循环，则国内大循环将失去活力。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绝不是搞自我“小循环”，而是要推动国内大循环与国际大循环形成“以内领外、以外促内”的良性互动。在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过程中，要以国内大循环撬动和带动国际大循环，为国际大循环注入持久动力；要以国际大循环拓展和补给国内大循环，为畅通国内大循环提供有效助力。

狠抓落实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点任务

长期以来，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都被称为超大规模国家，但超大规模国家不一定具有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后者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等直接关联。与此同时，纵使拥有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也并不代表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若一个经济体系被某些力量分割，被各种行政力量保护，即便这个市场的整体规模很大，但企业实际规模化利用的程度却很小，故也不能把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和超大规模的统一市场简单画等号。中国一直被认为是一个超大规模国家，在改革开放中形成了超大规模的经济体量。为更好发挥超大规模的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坚决破除地方保护主义，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势在必行。

一方面，需要积极推进数据要素统一大市场建设。一是强化数据要素的跨区域流动能力。为了支持数字经济发展，各地方政府纷纷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然而，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各区域建立大数据交易中心时往往各自为政，交易规则、交易模式、交易标准均不相同，甚至数据的存储格式也不一致，导致一个企业的数据无法直接跨区域交易，还需要先进行数据格式转换等步骤，导致数据要素跨区域自由流动的难度大幅增加。因此，要加快统一各区域大数据交易中心的交易规则、交易模式、交易标准，大力鼓励各区域大数据交易中心发挥数据交易的中介、引导作用，主动协调主要大数据交易中心的职责分工，避免出现雷同和无序竞争等资源浪费现象。二是强化数据要素的跨区域监管能力。相对于传统要素，数据要素的流动迅速且规模巨大，地方政府可能出于难以监管的考量，而使用某些手段限制外部数据要素流入。因此，要支持地方政府提高数据要素的跨区域监管水平。高效利用既有的数字技术促进监管机构数字化转型，强化各类监管体系之间的数据互联和信息共享，打破条块分割的监管模式。此外，推动传统线下监管模式转为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监管模式，对数据生产、加工、交易和使用等各环节进行全过程监管。

另一方面，需要打破各类隐性地方保护主义。一是深入开展隐性壁垒的专项清理工作。为了规避有关部门的审查，部分地方政府设置的隐性壁垒越来越多，对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所产生的限制作用也越来越大。要持续清理各种隐性壁垒，及时纠正妨碍商品和要素自由流动的隐蔽干预行为。严格落实《公平竞争审查条例》，按照法定审查程序、审查标准对各类政策措施进行细致审查，加快清理信用评价歧视、地方标准限制、审批权限滥用等各种隐性壁垒。二是公开征集有关隐性壁垒的问题线索。隐性壁垒的清理工作不能仅靠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也需要各类经营主体积极参与。如果各类经营主体可以提供有关隐性壁垒的问题线索，则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工作方式将由“大海捞针”式的排查转为“靶向定位”式的调查，进而大幅提高隐性壁垒清理工作的效率。因此，要让各类经营主体既扮演参与者的角色，又扮演监督者的角色，及时反映生产经营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隐性歧视”问题。事实上，目前很多地区都已落实这一工作。可以引导还未部署这一工作的地区主动借鉴有经验地区的先进做法，围绕地方保护设置的准入“潜规则”、准入流程过长等公开征集问题线索。

（作者分别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陕西省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