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夷，作为“列传”部分的第一人，他代表的正是人格觉醒的大传统。

伯夷是谁呢？我先给你简单介绍下。

在商朝末年，有一个小国叫孤竹国。孤独的孤，竹子的竹。这个国君的大儿子就是伯夷。按礼法，伯夷是君位的第一继承人。但当时，孤竹国的老君主却更想让三儿子叔齐继承自己的君位。于是，伯夷选择逃走，放弃继承权，成全叔齐。

听到这儿，你可能会觉得，这个故事不就是吴太伯故事的翻版吗？为什么同一个故事，司马迁要写两遍呢？

别急，接着看下去你就会发现，两个故事大不相同。

脱离宗族的流浪者

最明显的一个不同之处，是逃走的人不一样。

在吴太伯的故事里，吴太伯带着弟弟仲雍一起逃走，将国君的位置，留给了周太王属意的继承人，季历。但伯夷叔齐这一次，老国君指定的继承人是叔齐，而叔齐却跟着伯夷一起逃走了。两人逃走后，孤竹国的贵族们没办法，只能把老君主剩下的那个儿子，推举为新国君。

另外，两起事件的结果也不同。吴太伯跟弟弟仲雍逃走后，在吴国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仍然是贵族。而伯夷和叔齐这两兄弟，却是从此浪迹天涯，再没有返回孤竹国，也没有再加入其他政治家族，成为了平民。

说到这里，我要给你敲一下黑板。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无论是《史记》还是其他典籍，对这两兄弟的事迹记载都非常简略，所以直到今天也不太容易说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再做贵族。是因为客观上没有机会再做？还是主观上不想再做？这些我们都不得而知。但我们能确定的是，司马迁的《史记》清清楚楚地写着，这两个人不仅放弃了继承权，更放弃了贵族的身份，沦为了平民。

这在当时，是一个不同寻常的选择。

讲到这里，可能很多人对伯夷、叔齐面对的情况没有什么切身感受，我给你大概介绍一下当时的社会结构，你就明白了。

在伯夷的时代，正常情况下，贵族一定会有家族归属。有了家族归属，自己的贵族身份才能得到保障，自己的后代才能世世代代做贵族。而贵族一旦失去了家族身份，就会变成平民。

所以，离开家族的贵族，大多会等待机会返回家族，或组建自己的新家族——吴太伯兄弟就是这样，他们二人虽然放弃了继承权，远走他乡，却在长江流域新建了吴国，最后又回到了周朝分封制的体系内，他们最后还是贵族。可伯夷叔齐不一样，他们一路走下去，至死也没回归贵族世界。

伯夷、叔齐开创的是一种先例、一种独创性的选择，那就是人能够从组织里脱离出来，成为一个觉醒的个体。

所以，司马迁把伯夷叔齐的事迹放在“列传”的第一篇，在我看来，绝不仅仅只是强调他们放弃继承权的高风亮节，而是强调他们的这种独立人格的觉醒，而这种觉醒又因为这两兄弟的人生结局，有了一个更深层的强化。这个结局，就是伯夷、叔齐“义不食周粟”，最后饿死在首阳山。

伯夷叔齐结局的象征意义

首阳山，在伯夷叔齐的那个年代，是周武王的统治范围。两人之所以会最终来到周武王的统治范围，是因为他们流亡在外的时候，偶然间得到了一个消息，说西伯侯姬昌“善养老”，能够很好地奉养老人。于是，两个人兴冲冲地去投奔姬昌。

但没想到，二人抵达时，姬昌已经死了。而姬昌的儿子姬发，也就是著名的周武王，正在姜太公的辅佐下，举着代表周文王的木牌神位，发动灭商的战争。

我们知道，在儒家的历史叙事中，周武王是理想化的君主，武王伐纣更成为正义战争的代名词。但伯夷叔齐却激烈反对周武王举兵，他们俩先是跪在周武王的马前，不让周武王起兵，还斥骂周武王，说他不孝不仁。

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其实涉及到当时的一个历史背景，我在这里简单给你介绍一下。伯夷叔齐的那个年代，按照当时的礼法，父亲死了，应该先下葬并守孝，然后才能做其他事情。大动干戈，甚至发动战争更是绝对不行的。但是，武王却直接将父亲的牌位放在了战车上，出征打仗去了。

所以，在伯夷叔齐两人看来，这就是不孝。而当时周武王是商纣王的臣子，身为臣子却要弑君，这是就是不仁。

因此我们看到，伯夷、叔齐先是阻挠大军出征。阻挠失败后，又“不食周粟”，也就是把吃周的粮食看成是耻辱。两个人跑到首阳山里，靠采集野菜为生，以慢性自杀的方式，表达自己对周武王统治的反抗，最终饿死。

对于这样两个人的事迹，司马迁记录了下来，而且放在了“列传”的第一篇，可以说是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为什么呢？是因为司马迁也反对武王伐纣吗？当然不是。在我看来，司马迁从中看到了另一种价值—个体化的理想主义的觉醒。

当时的伯夷叔齐，已经不是贵族，也没有担任任何公共职务，周武王和商纣王争天下，和他们两人没什么关系。但这两个人为了自己的理想标准，不惜拿生命进行抗议，这种做法，正是个体人格觉醒的代表。

司马迁的困惑

写完了这个以生命追求理想的故事之后，司马迁在《史记》中紧接着就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不都说上天眷顾善良的人吗？为什么这两个高贵的人，为天下奋不顾身的人，却活活饿死了呢？

而且，司马迁本人，因为替李陵和李陵的家人仗义执言，从而惨遭宫刑。不也是一个好人没好报的案例吗？所以司马迁在面对伯夷、叔齐时，才更深有感触。他在《史记》里写下了那句：余甚惑焉！

我实在太困惑了啊！

而司马迁是一个有困惑，就会去找答案的人。所以，正是在这个历史的叩问中，司马迁找到了很多不寻常的历史人物，并在他们身上，发掘了很多不寻常的个人精神，形成了“七十列传”。

“七十列传”中的历史人物，身份差别很大，有信陵君这样的高级贵族，也有聂政这样的底层平民。他们的结局也各不相同，有得善终的，有不得善终的，但共同点在于，这些人都是个性鲜明的独立个体人。

到这里，你大概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了。司马迁在《伯夷列传》的最后，并不是在问为什么好人没好报，《史记》早就超越了因果报应论。在我看来，整个“七十列传”所要呈现的，是不同的个体在不同的时空中，展现的人格觉醒的力量。

同样，你仔细看，其实在“本纪”和“世家”中，具有鲜明饱满的个体人格魅力的历史人物，也都是伯夷、叔齐之后的人物。原因就在于，人格觉醒的浪潮，是从伯夷、叔齐兄弟二人开始的。

现在，我们再把本模块的三期文章统一起来，回顾一下。你就会发现，黄帝、吴太伯和伯夷，这三个第一人，有多个层面的意义。黄帝是华夏文明的始祖，也是时间层面上复兴传统的象征，而吴太伯是跨区域融合传统的象征，而伯夷叔齐，则是人格觉醒传统的象征。时间、空间、人格，这三个维度，共同构成了《史记》的三大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