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帝（1678年12月13日－1735年10月8日），爱新觉罗氏，讳胤禛（满语：ᡳᠨᠵᡝᠨ，转写：In Jen），镶黄旗满洲人，汗号“纳伊拉尔图托布汗”（蒙古语：Найралт Төв хаан），年号“雍正”。

雍正帝乃康熙帝第四子，于1722年12月27日登基，是清朝自入关以来的第三位皇帝。他在位时设军机处加强皇权，推行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和打击贪腐的王公官吏等一系列政策，对康雍乾盛世的延续具有重大作用。

雍正泥塑像

年轻时的胤禛

出生与早年

胤禛于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1678年12月13日）寅时出生于北京紫禁城永和宫（今北京故宫内）。由于其生母乌雅氏出身低微，没有抚育的资格，此外，清初时后宫也不允许生母抚育自己的儿子，因此胤禛满月后由皇贵妃佟佳氏(孝懿仁皇后）抚养，视为养母。胤禛早年即表现出爱恨分明的个性，康熙帝曾评价幼年的胤禛“喜怒不定”，后经胤禛请求，于康熙四十一年（1702年）撤此考语。因性情急躁，父皇康熙用“戒急用忍”训喻他。胤禛早年随康熙巡历四方。康熙三十七年（1698年）封贝勒。

雍正生母

经营争储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八皇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2]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康熙帝未令人替补皇太子的空位，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胤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3]。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4]。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画西藏于版图，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12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5]”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雍正军装

即位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年十一月初七（12月14日），康熙帝在畅春园驾崩，皇四子雍亲王胤禛继皇帝位，是为雍正帝。康熙帝死时，唯有隆科多一人传遗诏由雍正继位。治丧期间，隆科多提督九门、卫戍京师。隆科多是孝懿仁皇后佟佳氏的弟弟，雍正小时候曾被佟佳氏抚养。雍正继位，任命康熙皇八子胤禩、皇十三子胤祥、马齐和隆科多总理事务。

雍正即位经过至今也是一个解不开的谜。从雍正年间时，对雍正继位的谈论便不绝于耳。历史记载雍正在康熙驾崩当晚连续觐见两次之多，后康熙便身亡。主张篡位说的学者中，有的认为康熙去世过于突然，未来得及留下任何传位遗诏，而雍正和隆科多等合谋抢占了先机；有的认为康熙生前两立两废太子，对立储君一事劳心伤神，直到临终前才属意皇十四子胤禵为储君。按照正统继位说学者观点，如果没有实在的证据证明其他皇子为康熙所属意，雍正的即位是有理由的。

巩固帝位

即位后，雍正帝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晋封胤禩为廉亲王和总理事务大臣。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创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6]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意为待宰的鱼），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 并被改名为“塞思黑”（意为讨厌的人）。皇十子胤䄉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为政举措

雍正帝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少有勤于政务的皇帝之一，其在位期间，勤于政事，自诩“以勤先天下”、“朝乾夕惕”。

政治

加强专治

军机处：雍正八年，为了应对西北军情，成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对准噶尔部用兵的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主要是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皇亲国戚中指定担任。而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根据皇帝的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之后废除议政王大臣会议，设立军机处以专一事权。

密折制：雍正还在中央创立密折制度监视臣民。

整顿吏治

康熙帝在位晚年，对下属过度宽纵，导致大清吏治腐败，官风松懈。雍正登基后第一项任务就是整顿吏治。在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7]，登极一周年时又说到：“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8]。

在整饬吏治的同时又打击朋党势力，他看到朋党之间各抒政见，妄议朝政，扰乱君父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认为“朋党最为恶习”[9]，因此宣称“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10]，“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11]。

秘密立储

改善秘密立储制度，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太子，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避免雍正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用人方法

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尊称为“舅舅”。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雍正三年七月削隆科多太保衔；四年正月削职；五年十月廷臣上四十二罪款，下狱，永远禁锢；七年六月，死于禁所。其较为宠信的四位臣工：李卫（江苏人）、田文镜（福建人）、张廷玉（安徽人）、鄂尔泰；李卫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的旗人，以民族分，汉族占了四分之三，足见雍正确实了解也重用汉人。雍正四年十二月，河南、陕西、四川均摊丁银入地并征；谢济世劾田文镜，被褫职，发赴鄂尔泰军前效力，陆生柟亦以党援同时遭遣。

军事

年羹尧被任命为抚远大将军，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

雍正元年三月，封年羹尧三等公；十月授年羹尧抚远大将军。雍正二年三月，平定青海，进年羹尧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雍正三年三月，下诏斥责年羹尧，四月调为杭州将军，六月削太保衔，七月黜为闲散旗员，十二月廷臣上九十二罪款，赐死，斩其子年富。

年羹尧

经济

在税制上推动“摊丁入亩”，“耗羡归公”，“官绅一体当差纳粮”等。

文化

雍正兴起文字狱以打击年羹尧和隆科多两人势力（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雍正三年十一月，年贵妃死；十二月斩《西征随笔》作者汪景祺。雍正四年三月，钱名世以曾投诗年羹尧获罪，雍正亲书“名教罪人”悬其家门，又命文臣作诗文刺恶他。对于隆、年的死因，有人指出是由于年、隆位重之后过于骄奢、行为不检，加上结党营私，触犯了皇权的大忌，为雍正所不容。但雍正早年过于宠信放纵，随后又残酷打击，被史学家所批评。另有人与雍正得位传说联系起来，认为隆、年参与此事，知道太多而被“兔死狗烹”。雍正四年九月，查嗣庭以谤讪下狱，五年五月死，戮尸。

民族

大义觉迷录

废除西南少数民族原本的土司制度，改用朝廷分发的流官，史称“改土归流”，派遣官吏统治，加强对少数民族的统治及同化。雍正七年九月，颁行《大义觉迷录》。雍正在《大义觉迷录》中批判“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的说法，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

雍正五年，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加强对西藏的控制。

外交

严厉禁止天主教传教

与俄国订定《恰克图界约》

海禁问题上，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地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严禁中国商人出海经商，海设置各种障碍，并说道"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在沿海各省的要求下，虽放宽海禁，但仍加以限制盘剥。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12]。

社会

雍正帝在位期间还实施“废除贱籍”一项改革。

资助书生

雍正帝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备泛舟西湖游玩一番，刚出涌金门，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胤禛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胤禛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胤禛比对。胤禛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嘛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胤禛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时胤禛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胤禛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胤禛微笑不语。第二天，胤禛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浙江巡抚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13][14]

崇仰佛道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15]

雍正的佛学著作，以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为主。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

西式服装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16]

御用眼镜

眼镜最早出现于1289年的意大利佛罗伦萨，是欧洲人的一项重要发明。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雍正帝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帝经常起居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17]

迷恋丹药

雍正帝对道教也颇有兴趣，特别宠幸龙虎山驻京道士封娄近垣，封他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并加封为“妙正真人”。[18]雍正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雍正帝对丹药的痴迷程度可谓是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19]

去世

根据正史的记载，雍正是因为工作过劳而暴卒的，因为他是在批阅奏章时去世的 。也一说是雍正因病服了有毒的金丹（一般都含有水银）后驾崩，如外国传教士也记载雍正每次上朝要服用含有兴奋剂的道教丹药，使让人看到皇帝气色红润，而历史上许多皇帝以及达官贵人都是经常服用道教丹药才突然死亡。

在民间传说雍正是被屠杀吕留良家族的后人吕四娘以血滴子斩头刺杀的，无头尸被发现在圆明园[20]。事缘雍正七年五月，曾静供称因读吕留良书而有逆谋；十年十二月，治吕留良罪，与儿子吕葆中、门人严鸿逵一同戮尸，斩另一儿子吕毅中与门生沈在宽。

陵墓

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陵墓位于沈阳的盛京三陵。清入关后，从顺治帝、康熙帝都安葬到北京东边的遵化县马兰峪皇家陵园，即清东陵。雍正帝另选北京西边的易县开辟自己的陵墓，即清西陵。民间相传，雍正因为对父亲当时想立皇十四子为太子存有心结，以及阴谋得位并惩处手足弟兄等手段愧于死后面父，所以才另建清西陵。